杨昱

知道归知道,执着归执着。

兼论幽默与笑媒

许久没有写作的原因,大概可以概括为在弗行斯的求学生活太幽默,而我缺乏幽默感。

而由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装作一本正经地谈幽默,本身便可以算是一种幽默。故下文的论述多么无法令人信服,我都坚信,本文可以视为对幽默这一概念的延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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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林语堂老师的《论幽默》早已将幽默与中国古已有之的滑稽划清界限,幽默并非是毫无意义地“逗笑”,而有着“悲天悯人”的内核。

关于内核,其实是值得商榷的。即便是在这个“寂寞豪华皆有意”充斥学术界的年代,况且在一个外来词的定义上与译者抬杠本身就是不明智的行为,我也不愿过度解读原为humour的幽默。然而,当我看到一众语言类艺术家(谐星一词似有轻微的侮辱性,故不采用)被冠以“幽默大师”之后,还是忍不住想为幽默正名。

能为他人,尤其是陌生人带来欢乐,确实是一种出众的能力。但并非所有使人发笑的行为或言论,都能称之为幽默。故此,我杜撰出“笑媒”一词,以概括种种令人发笑的媒介。

小时候,我认为能令人发笑的便可称之为“幽默”,因为我的理解力仅限于追看《猫和老鼠》时的开怀大笑。后来,当我学会了哂笑、冷笑、苦笑和狞笑之后,我才发现这些并不是幽默的产物,他们只是笑媒作用的结果。而幽默的不是不朽的喜剧《猫和老鼠》本身,而是戴着红领巾的、身在异国的我与身处大萧条的人们一同笑着。

如果仔细观察生活,不难发现,笑媒有着很强的普适性,也就是人群中有一个人传播笑媒,所有人都能明白笑点在哪,毫无障碍地笑成一片。不需要什么社会身份、受教育程度、价值观等等一系列把民众分隔圈养的标准,只要你听懂或者看懂,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。

科学地看,所谓笑媒无非是一种作用于视网膜或鼓膜的物理信号,通过神经系统产生化学效应,带动整个机体进行条件反射。这平淡无奇的过程调节着我们的情绪,我无法想象没有笑媒的人生。但我必须承认,这个神圣的使命,往往由一些为人讳言的笑媒完成。

想必诸位都看过不少Talk Show,有的可能听过相声,上流一些的还喝过咖啡。其中的笑点归结起来,我们便会得到一个可怕的结论:最常见的笑媒,主要是性、政治和歧视。倘若诸位有幸住过校,或多或少会认同以上观点。

性,政治,歧视,都是平时讳言之物。即便是一位婚姻和谐美满的白莲花、兼得水表形如伟人胸像,也不会总把这些挂在嘴边。而这种一般不在公共场合交流的事情,一旦出自他人之口,却有了令人发笑的作用。

熟人之间自不必说,中国的酒宴文化历史悠久,聚餐之时趁着酒兴讲几个黄段子或者红段子,再常见不过了。有位来自岛国的老戏骨曾尝试着将二者有机结合,果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诸君若无此等才情,还是慎重为好。而在陌生的环境下,以上三个话题很容易成为打破沉默的有效话题。这些生活中不愿言及的东西,入耳便产生了某种禁忌被打破的错觉,越是为本朝大众所不齿、所讳言、所批判,笑点越足。

涉及性的笑媒,虽然本质都是对生物本能的人文诠释,却有隔与不隔之别(该理论出自《人间词话》,王国维千古)。不隔的段子如下里巴人,促狭如百米跨栏之争分夺秒,直白如陈涉与六国间度长絜大,言者以大无畏之态博君一笑,听者更是何妨吟啸且徐行(此处乃无心之笔,彳亍公息怒)。当然隔的段子虽也不算什么阳春白雪,但毕竟越是隐晦效果却越好,犹抱琵琶半遮面最是让人共鸣,笑过之后,甚至会有技不如人的感慨。黄霑尚著《不文集》以自娱,可见文人之间并不总是讳言敦伦。旧相声中的《金兰谱》与《反七口》均有伦理哏(《羊上树》亦有伦理哏,但其核心笑点是“重复”,故不在此列),辈分差乃是性的延伸,可以视为隔的一种。至于时下打着相声旗号荼毒热心观众的东西,在不隔的笑媒中也堪称下流,根本不足为道。至于弗行斯人民则对此喜闻乐见,鄙人曾在鉴赏Kebab之时欣赏过一部MV:一位大龄青年,身着粉色款阿姆斯特朗炮,面带微笑,与高卢少女举樽共酌,详谈甚欢。这种笑媒,根本不用听懂歌词是什么,也没人在乎。再回想起童年时回荡在校园之间的那些民谣,不难发觉:性的特点在于,既没有代沟,也没有文化差异,放之四海皆成笑媒。

但是,这绝不是幽默。

至于政治的则比较复杂,在某些标榜其制度的国家,由于两党之间互相攻讦,段子也是彼此抄袭缺乏新意,私以为不及本朝远矣。平心而论,讽刺大人物确实比较出气,因为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能照顾到所有阶层的利益。所以有了《Holland’s facebook》的视频,有了《Je suis Nicos》的PS相册,当然在奥朗德面前,萨科齐的演绎水平高的多。有时不着痕迹的擦边球,既有笑点又能在公共场合唱和,往往会有更高的传唱度,譬如朗朗上口的《李伯伯》和《梅花手表》。政治笑媒的劣势在于不纯,有时会成为宣传的武器,譬如个人很喜欢的《台湾Bar》中一再出现的“逆风高飞”,笑过之后,会让人觉得是不是绿党砸了经费,以至于笑的并不纯粹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笑媒确实有风险,不是每个带来欢乐的人都能有皆大欢喜的结局。譬如花季少年Amos Yee,语出不逊惹翻了孝子李显龙,于是只好默默地捡肥皂去了。最后,出于某些原因,政治笑媒具有时效性。现在赫鲁晓夫在农场的合影已经成了国民笑媒,然而当时身在集体农庄的民众们,怕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嘲笑这个乌克兰农民。当然,他们可以讲沙皇的笑话,讲拔都的笑话,还可以讲术赤的野爹数不清没有女人不扎营,凡此种种。但这些已无法归结为政治,或曰,他们在嘲讽与生活无关的事物。故,相比那种直白而露骨地的嘲讽,点到为止的政治笑话并没有欲说还休的美感,反而有些如鲠在喉。

然而,这也不是幽默。

歧视,任何受过教育的当代人都会在口头上批判,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不带任何歧视。应当说,现代人之所以重视反歧视,是因为歧视是一种常见的心理,是一种通过拉低参照物而达到自我满足的捷径,人对于自我满足的需要不弱于性需要。显然,这句话一定会招致键盘侠们的口诛笔伐,但我依然坚持:歧视是最常见的笑媒之一。通过简单的分类,可以分为物理缺陷的歧视和非物理歧视。前者可以参见部分乡间二人转,对残疾人的各种模仿、嘲弄以博得笑声一片;以及旧相声中的《学聋哑》《结巴论》也以他人缺陷为笑点,并且深受群众喜爱。其实不必上纲上线地在曲艺形式种找例子,每个不喜欢郭敬明的人,一提到他总会先露出笑容然后再一脸厌恶,一个歧视点被群体反复使用后,就会成为基本共识。这种歧视确实丑陋,但是无处不在。至于另一种,非物理性的歧视杀伤面积更大。不必说地缘性攻击,先看看我们给邻居们起的名字:倭奴、棒子、猴子、菲佣、阿三、大饼脸、北极熊……还有一腔热血的爱国人士做个动漫,人设喜闻乐见,算是送给韩国外交部的一份大礼。每每和人聊天提到这些绰号,大家便是笑成一片。我们更多的时候觉得这都是昵称,仿佛只要叫得亲密,就能掩盖词意一般。我们和港台同胞之间更是微妙,HKers(人家绝对不会自称HKese,构词法上的优越感沿着尖沙咀流到中环)夹着雨伞,为大陆送来蝗虫、强国人以丰富词汇量;而台客的426更是随着星际2的两岸友好交流而响彻大陆。可以想象,一群彼此文化认同的人,用对方不一定听得懂的语言得意地讽刺着一个他们认为“文化圈外”的人。毫无疑问,歧视是蔑笑的笑媒。曾看过一个加拿大籍印度裔的Talk Show,讽刺粤语听起来像“从山崖上呼啸而下”,而普通话中的“那个,那个”让路过的黑人妇女差点打人,台底下的观众笑的不能自已。当我自己一条一条地看完所有我能看懂的评论之后,理所当然的出离愤怒了,一如港灿们口中的“强国人玻璃心”。但无论我如何反感,歧视作为笑媒永远适用。

显然,把歧视当做幽默的人常年满足于低级笑点。

那么,我们是否可以给幽默也进行定义,然后归类?

我认为幽默不同于笑媒,笑媒更多的是一种形式。而幽默则是一种态度,没有固定的形态。幽默只有在斯人、斯时、斯情、斯景之下才会出现,二人之间不必多言亦不必明言,但彼此心意早已了然,故有会心一笑。而他人就算是近侧旁观,附和而笑,却始终不解其意。待到其中一人点破其精妙,峰回路转,众人恍然大悟,继而抚掌击节。幽默不似笑媒般,直接对众人造成物理刺激,然后引得一阵狂笑;不对知音则没有幽默的基础,幽默的核心是暧昧不明与心领神会。故此,幽默多少需要一些文化认同。幽默令人发笑的过程是间接的,同时也保证了其不粗糙,因为这个过程,伴随着必然的思考,故值得回味。

当代文人可称幽默者寥寥无几,陈平原教授算是一位。昔年陈平原醉心于武侠文学,撰写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一书。然而,他装手稿的皮箱却在广东火车站被人当面抢走,熟读武侠的文人,毕竟还是文人。而那名飞贼却成了他的第一名读者,不知他看着皮箱里的文稿作何感想。陈平原自是痛心,友人劝慰,为其撰得半联云:“车站遭劫,平原君恨不早养士”,竟成了鳏对。有诤友如此,想必陈教授亦是欣慰不已。

至于文学中的幽默,亦有迹可循。譬如《三国演义》中,杨修与曹操对于“一盒酥”和“绝妙好辞”的交锋何其精彩,抛去汉中之战杨修的结局,应该说是文人所向往的。此类幽默在近世小说中似不常见,《高老头》中公寓众人的“-rama体”勉强符合文化认同,但毕竟各怀鬼胎,离知音还差得远。相声中唯有《文章会》(马志明、谢天顺)称得上幽默,其他文艺形式中尚未发现,故那些“幽默大师”都应该把头衔还给林语堂。周立波尚有前途,凭借他在婚礼上的表演,不啻是崔永元出类拔萃的捧哏;至于其他人,还是安心研究笑媒吧。

幽默终究可遇不可求,为了维持一个正常的心情,我们更多地需要笑媒。人可以不幽默,但绝不能不笑。疲乏之时,难免感到全世界的恶意迎面而来。这时你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弦外之音和会心一笑,而是一个人没心没肺地讲着一个任何人都笑得出来的段子。

歌罢倚台叱孤影,灯下侍砚原是卿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4/05/2015/  涉川之客 于 南锡


狄俄倪索斯是酒神,是生命的来源,生命无常幻变,狄俄倪索斯要在生命幻变中忘却生命幻变所生的痛苦,纵饮狂歌,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,时时随着生命的狂澜流转,如醉如痴,曾不停止一息来返观自然或是玩味事物的形象,他永远是生命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。------朱光潜《谈冷静》

我大体上欢喜冷静、沉着、稳重、刚毅,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,尊崇理性和意志,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像。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。------朱光潜

年少青春,挥不挥霍,都会走掉,何不趁着年轻,纯点真点傻点,那怕最后记忆,是荒谬,是笑话,又何妨?若怕受伤,就会错过生命的精彩与灿烂,得不偿失。不爱,怎知什么样的人适合你,年纪轻轻就急着考虑付出与收获,才是可悲。

从宇宙那开始想,个人真是渺小得不值一提啊。即使最坏的人也有他值得同情之处,因为最后说来,不过都是被命运玩弄的棋子罢了。人性是不会有任何进步的,几千年前的爱恨情仇和现在的本质一样,形式变换了而已。思考人性永远有趣、有意义。

人像的诗意

文/马骥


1.你生命中所感受到的诗意大都来自于自然和童年:雨后反着天光的水洼,风把旷野上的纸片吹起,隔着窗户上的冰花所看到的恒久风景,以及你脱离伙伴们偶然闯入的一片桃树林---四野无人,你爬上缤纷的桃树假寐:小男孩所熟悉的孤独游戏,直到暮色四合,林木的涛声从远处涌来,你站起来对着暮野呼喊---当你经历过这些,或者当你足够敏感到经历过这些,你无法将它们与你的作品脱离开来。

2.而那片震撼过幼小心灵的桃树林终将在现实中被砍伐,它的象征意味在于:你必须在虚构中一次次重温那梦境中奇异的美,去把握这个美的空间结构。

3.超现实主义所谓“让缝纫机和雨伞在手术台上相遇”,绝不是说,物体组合是任意的。而是通过让这些物体相遇,使物体拜托了人们对它们的日常认知,而共同作用于潜意识并生发出新的意义。我相信在人类的先祖时代和个体的孕育时期,五官并没有分化,那一片混沌之海翻卷着记忆和想象,上面闪耀着直觉的闪电。让物体唤起人的感知经验,不同物体的感知互相印证,这可能无助于表现现实的表象,但却能准确地表达深沉、复杂、含混、微妙、无法言说却又真实无比的情感和体验。

4.你让崔健和水兵站在草原上---这不同于认知中红色的崔健,而是童子军的、俄罗斯的、革命浪漫主义的崔健,概括的说:蓝色的崔健。事实上,因为崔健本人的红色情结所执意加入的红旗车,它的古典样式,车头上的暗红旗帜,无意中和水兵、水兵手里的玫瑰、崔健军帽的五角星妥贴地联系了起来。这种妥贴当然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时代的东西,有着同一时代的风格系统。因此:物体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之间的视觉联系非常重要。不像文学,“崔健和水兵站在草原上”,这样一行诗句就可以解决的事情,放到画面里,要补充大量的物的细节。类似文学里的“意象”,摄影里的物体可用“物象”来概括。在表“意”之前,它首先作为“物”存在着,拥有物的、独立于表意系统之外的现实逻辑。

5.美有两种属性:构成和表现,摄影同样如此。时装摄影师偏重于构成,物与物之间的形式联系更加重要,比如说彩色背景和时装的色彩主题之间的联系。而人像摄影则可以表现人物的特质。人像可以反映人的真实是个不假思索的假设,人像是评论而非记录。

6.在纪录片中,Annie Leibovitz谈及如何将照片拉到“另一层次”时说到:“最后想法成熟,是拍《生活》杂志的项目,拍一组诗人的照片。例如劳伯潘华伦,他写死亡。我想他把衣服脱掉,看到他的存在,我想看到他的骨架。盖叶佛写了很多马和骑马的诗,我开始真的了解到,我能把那些诗编进去,将那些人的一些东西,编入意象,编入照片中。

7.以前你觉得,人像可以表现一个人的身份、职业,所谓环境肖像。后来觉得人像可以表现对象的尊严---整体意义上的。直视镜头的人像,“人物感”都来自于目光的权力。目光是有权力的,可在与人的对视中感知,直视镜头使得被拍摄者获得读者前的“对视的尊严”。无论你是国王,无论我是一个小人物,镜头都赋予了我展示自我,并和你对视的尊严。

8.但旁视,或者说不看镜头的照片,慢慢让你意识到另外一种东西的存在。那些飘离的眼神,将难言的意味引入头部上空,似乎有一个精神空间存在于此,“头上三尺有神明”。人像摄影的眼神感并没有超越古典肖像画的范畴,那些信徒望向上帝光芒的眼神,和Annie Leibovitz的诸多作品并无不同,只是神性转化为了诗意---虔诚和恍惚竟是如此类似。

9.于是人像和他所处的环境产生矛盾,他既是在场的,又是不在场的。他所处的环境也暧昧起来,不再是简单的现实场域,而是一片可以容纳很多东西的空间:身份、情感、意境、美与诗歌,就像必然降临的桃树林,而那些犹豫恍惚的眼神,都是孩童一样脆弱的肉身。于是摄影和所以艺术殊途同归,都是脆弱肉身的挽歌,在死亡面前对不朽灵魂的颂赞。






摘自《时尚先生》第100期

“有一年在台北,和一群老报人吃饭,他们谈论一九四九,关心政治,喝酒骂人,唱《太平洋的风》,他们心中的台北,依然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模样。社会在酝酿躁动,色情业生长起来,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,叫自己是Amy,Betty,Cathy,年轻人游行、离乱、迷恋自由和真理,不畏惧真情,热爱不确定。如今他们已白发苍苍,那几颗头颅,低下去,也骄傲得一塌糊涂。

再也没有这样的一群人了,我喝了几杯酒,心中澎湃,忍不住打电话给朋友,说好迷人,好迷人。眼泪就掉出来,都不知道为什么哽住,只觉得眼泪都是滚烫的。他在电话那边安慰我,说我也爱那群人,他们身上那个劲儿,好屌啊。我愣住了,这个字有点说不出口,可是再也没有更准确的了,他们就是好屌啊。”

狂飙

文/蒋勋


阿吉:

这里的夏天短极了。从八月上旬开始,大约到九月上旬,一场雨下来,天空布满厚厚的灰色云层,树叶开始变黄,四处已是萧瑟的秋天景象了。

也许因为夏天短暂,这里的居民特别珍惜。天气乍热,云隙间有了阳光,人们就换穿了短袖、短裤,年轻人甚至赤膊走在街上。北国严寒的地域,冬天漫长,身体束缚在厚重的衣服里,一旦天热,这身体亟待解放,似乎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肤都要开放给阳光,给温暖的风,给空气中流荡的茂盛花树辛烈浓郁的气味。

是因为短暂,生命才特别灿烂么?这样的夏日,这样的年轻人和花,放射着青春的光、热和色彩。他们肌腱结实的肩膊、手臂与腿股,他们纵情欢笑与歌唱,践踏起灿亮的水花,在波浪与沙滩间相追逐。阿吉,不知道为什么,我想起了台湾,想起了我们一起看过的北投大度路的飙车。

记得么?在民众传说着飙车,像传说着不可思议的神话时,我们也忍不住好奇,一起跑去看看究竟了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,原来说好去淡水看潮汐涨退,你说大度路不能走,有过往车辆阻碍青少年飙车被砸毁的。我们因此绕道三重、芦洲,从八里过关渡桥到淡水,避开了北投的大度路。

“真有这么严重么?”我有些怀疑,你说“是的”。每到周末的夜晚,十八九岁的青年便利用北投转往淡水的这条笔直公路来飙车。久而久之,大家习以为常,原来供车辆行驶的公路竟被霸占了。发生了几次驾驶者与青少年的冲突,警方干涉也都无效,如火如荼的飙车便蔓延到了台湾各地。

“为什么呢?”在沙仑海边一处废弃的码头石墩上躺着,听潮汐来去,我心中却萦回着那急速的引擎的声音,那速度的极限,青春、狂飙,死亡与毁灭,四面溅射的人与机车的残骸。

“为什么呢?”

潮来潮去,那么汹涌澎湃,好像整个海洋壮阔的呼吸。那波浪一次比一次更狂暴,撞碎在堤岸上,迸起灿烂的水花。

“我们去看飙车吧!”我忽然坐起,觉得身上被飞起的浪沫溅湿,空中乌云与月光交替急走,浪潮一点都不停息。

你有点讶异吧,但也没有多问,车子急行在淡水弯曲的路上,过了关渡,远远停了车步行一段,走近了大度路。

路的两边挤满了人。许多并不是来飙车的青少年。我细看了一下,其中有老人、妇女、孩子,大多是附近无事的居民吧。他们交头接耳,热烈地讨论着。

我踮起脚尖看了一下,路面静悄悄的,一长列路灯兀自照着空无一人的路面。忽然连四周围观的人群也安静了,静到死寂。有引擎的声音自远而近,我没有看清楚,只觉得一种奇异的荒凉和死寂。引擎、死白的路灯、没有表情的人群目瞪口呆的脸。只是一刹那,在一条不可回头的路上,速度、死亡、呼啸而去,而后,在人群中暴起了欢叫与鼓掌的声音。

“咻------”

那绝对的寂静中唯一的速度,唯一的声音,因烟飞火驰而去。阿吉,我至今不能十分清楚,那使我觉得荒凉的理由。好像天地初始,一切都在未知。青春或死亡,速度的极限或毁灭,在命运的赌桌上孤注一掷,那狂飙者的傲岸与不屑使我战栗啊!

阿吉,我应当说,一切传闻中对飙车的是非议论此刻皆远我而去,我只是被一种原始的生命的狂飙震慑了。我当然知道,那速度的极限,也是你我追逐的极限;那狂飙而去的独孤者的傲岸与不屑,使你我也仿佛经验着生命的飞扬;而那一刹间的毁灭或重生,阿吉,我们何曾是旁观者,我们也都在那同一辆狂飙而去的车上,在不可回头的路上,孤注一掷啊!

阿吉,也许隔得那么遥远,特别感觉着自己也在那台车上,台湾将近两千万人都在那台车上。他们的繁荣与富足,他们刚刚拥有财富与物质的不可遏止的欲望,他们对生命的傲岸与不屑,他们不断追逐感官与享乐的极限,一一都在一辆狂飙的车上孤注一掷,呼啸而去。

整个台湾,竟是一辆狂飙的机车么?

阿吉,你还记得么?那路面上真的有机车的残骸,有斑斑的血迹,有急刹车尖锐凄厉的叫声。但是,狂飙者并不停止,他们在追逐什么?感官的极致?速度的?啊,阿吉,他们把自己赌在生命的边缘,仿佛嘲笑我们生活的方式,嘲笑我们一直自许的价值:安全、舒适、顺利、稳定。

我有些混乱了。

他们是新的台湾狂飙者的宣告者么?

我仿佛看到二十年来,我们大部分的国民,以这样狂飙打拼的精神摆脱了物质的贫穷、落后,取得了初步的温饱与富足。他们以这狂飙激昂的精神在政治与经济的困境中挣扎求活,冲破了层层难关,然而,今天,在这初步的繁荣与富足才刚刚建立,那狂飙的速度却刹不住车了。

我们在责备这些飙车的青年同时,似乎遗忘了整个台湾是在一种飙车的处境上,在一刹那决胜负;全胜,或者毁灭,一无缓冲。

阿吉,有时我觉得在这些狂飙者面前,自己怯懦而保守,整个知识分子的“理性”、“道德”因为缺乏实践的力量,变成了空洞的尸骸,没有真正活跃的生命内容。整个大学校园在一种假象的知识之中,空虚而没有生命力。没有真实生活实践的力量,没有爱恨,没有关怀,我们的“理性”与“道德”已等同于“冷漠”和“怯懦”了吧。

而大学校园之外的青年则走上了狂飙之路。

也许,阿吉,我们的狂飙的青年不应当在大度路而应当在大学校园吧。我想到了德国的狂飙运动,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是生命底层的不安与骚动;我想到了唐代初年的李白,“兴酣落笔摇五岳,诗成笑傲凌沧州”,那精神心灵上的傲岸与不屑迸裂成了文化上灿亮的火红;这些,都并不是原始的、本能的、感官上的狂飙,而是在精神上、思想上、人的本质上作更高的激越与飞扬啊!

我们应当有文化上、艺术上的狂飙运动,我们也应当有学术上、思想上的狂飙运动,有更壮阔的精神上的呼吸来开展生命的状态。但是,我们的狂飙只在青少年原始本能的死亡游戏之中。离开了飙车场,城市小市民只是期盼守住最低限的生活上的温饱,三十岁便斤斤计较于升等、退休金的多寡。而多少知识分子耽溺于各种形式僵化的算命八卦风水,除了个人财富利益的斤斤计较之外,又还有什么更高一点的生命追求呢?

阿吉,我想念那些孤独的飙车者,在大部分的道德变成怯懦,知识一无实践的力量时,我想,我宁愿我们最后一点生命的狂飙,在黑夜笔直的路上,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赌在速度的极限上啊。

也许。没有死去的骑士,会在他们更为成熟的年龄,带着一生曾经有过的狂飙的精神,无所遗憾地活下去吧;然而,那不曾狂飙过的,何曾有过生命的意义呢?

夏日过完,其实秋天也极灿烂,树叶由黄转红变成一山的赤如火焰一般,生命在任何季节都应当是灿烂的。







昆明:我的私人电影

文/于坚


我在昆明出生、长大。后来上学,工作、结婚、生子都在这里。昆明仿佛是我的一部私人电影,胶片永远存放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写过许多关于它的文章,但再次写,总是有新的细节出现,它是一口记忆的深井。

我家最早是住在武成路上的福寿巷。这条巷子不长,里面藏着四五个四合院。我家住的这个四合院古老得发霉,墙根爬着青苔,画栋雕梁上结着蜘蛛网,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造的了。院子里有口水井,盛着一轮月亮,这是我睁开眼睛最初看见的世界。

武成路鳞次栉比,街道两边都是铺面,所有的房子都坐北朝南,所以街道是东西向的。光辉的街道,朝阳、落日、月光,总是把街心照得闪闪发光。雨天,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天空指挥着,分贝强度不同的雨滴声使整条街像个交响乐队……

后来我到世界上去走,见过无数的大街,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光辉之路。太阳升起时,武成路的铺面和二楼的玻璃窗子将亮未亮。街道两边已经摆着一只只木桶,那是农民自动摆的,住户每天早晨到大街上来倒马桶,这是农民的黄金,他们把它挑回地里,就是最好的肥料。

将近中午,街道上的铺子开门的声音就响起来。铺面的门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门板,开门的时间一到,店员卸下门板,将它一摞摞地捆好,放在一旁。这些门板都标着号码,每一块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。我很喜欢看店员卸门板,他卸下一块,铺面就亮起来一块,直到铺面最深的地方都亮起来。然后他扫地、洒水,第一个顾客已经在一旁等着了。武成路上有布店、土杂店、五金店、拍卖行、文具店、裁缝店,中药铺、教堂、餐馆、茶馆、电影院、大人书店、小人书店、理发店、浴室、照相馆、卖烧饵块的……这是为过日子,为人们一生而存在的街道,各种设施足够你流连一辈子,不必再远走高飞。

五一电影院那一带最热闹,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,货郎都集中在那里。五一电影院的售票窗是个比我的头稍微大些的小洞,售票员有时候坐在里面打盹。我就知道这时候看电影的人不多,可以混进去了。我偷偷地钻过门口挂着的黑帘子往里拱,查票员抱着手电筒坐在椅子上打呼噜。电影已经放了一半,我找个空位子坐下,贪婪地看起来。正在放《地道战》,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百次,几乎背得出每一句台词,演员演到哪里,还没有开口说话,我就把台词模仿着他的声音说出来了。我最激动的是捏着票,在黑暗里跟着查票员去我的座位。我挨着那些正在黑暗中张着嘴巴的人们膝盖,一个个磨过去,查票员的电筒射出一道光,指着我的位子。然后他的光熄灭了,银幕上,另一个世界的光亮起来。

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,父亲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裁缝铺做新衣服。裁缝是个戴眼镜的伯伯,量裤子的时候,他总是捏捏我的腰说,娃娃,站直了。这句话影响我的一生。我的裤子一年比一年长,站直了,才量得准。后来在世界人生中,我经常默默对自己说,站直了。类似的话也来自我母亲,这句话她对我说了一千遍,于坚,走路,要抬头挺胸。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之类的话。她说,走路,要抬头挺胸。她每天步行到盘龙区的明德中学去给学生上数学课,拎着一个花布包包,里面装着教案和钢笔,从武成路走到顺城街。我家搬到西仓坡后,她就穿过翠湖。她一直走路去学校一直走到退休,从来没有迟到过,她最后被评为高级数学教师。那时候我父亲英俊年轻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他总是吩咐裁缝用最好的布料和最新的样式给我们做衣服,他并没有多少钱,那时候这个国家谁都没有钱。他像个现象学的哲学家,体面就是本质。这使我从小就对高贵的事物,现代的事物怀着向往。我父亲是四川人,见过大世面。他在沱江边的一所深宅中长大,后来毕业于民国时代最后的南京大学,跟着刘邓大军来到云南,就此爱上五华区,终老于此。

翠湖是我的天堂。武成路几乎每条小巷都通着翠湖。我小时候在里面学会钓鱼,学会游泳,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在里面背习题,恋爱的时候在里面找座位。现在经常去里面听民间音乐会,翠湖每天都有数十个自发的小型音乐会在举行。闹市里藏着这样一个林木幽深,湖光潋滟、庙宇林立的地方,真是福气。世界上湖多的是,但像翠湖这样的位置还真是不多。车水马龙的地区,没出现购物中心,忽然,连天乔木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对于本地居民,翠湖是一个教堂那样的地方,里面供奉的不是上帝,而是原生态,原生态是什么,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,就是那种载我以生,载我以死的大块。李白“大块假我以文章的”大块。这个教堂教你道法自然,顺其自然,自然而然,天然、安然、怡然、悠然、淡然、浑然、阒然、释然、飘然、幡然……

翠湖中间有个图书馆,是个《红楼梦》里面潇湘馆那样的地方,玻璃窗,外面是湖影波光,周围是长廊柳树。我青年时代经常在里面读书。西南联大时代,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这里看书,图书馆里面的座位是藤椅、条凳,什么椅子都有,还有草墩。桌子是长桌,桌子边被各种袖子抹得发亮。我有时候闻见沈从文的长衫的气味,有时候瞥见汪曾祺躺在藤椅里打鼾,他们都是我心仪的作家,我多年研习他们的杰作,深有所得。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书馆,书藏在二楼,你查到要看的书,写在卡片上,楼上的图书管理员就把书装在一个吊着绳子的藤编篮子里放下来。

我家在上世纪80年代搬到翠湖西面的西仓坡。我家在四楼,楼下就是诗人闻一多被枪杀的地点,从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后人为他立的殉难碑。我把这个看成我与诗歌的一种缘分。有一天我带着一大群诗人来到这里,点上红烛。

五华区因为五华山而得名。1966年,我家搬到五华山上,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。五华山上立着钢架巨塔,是民国时期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的。它是昆明最高的建筑。昆明的少年们要比谁的胆子大,就去爬那个铁塔,爬到顶上的是好汉。铁塔在高原吹来的大风中摇晃,随时要散掉似的,我在塔下面听着它哗啦响动,双腿发软。我一直想爬上去成为好汉,但是我始终不敢。我的同学中有人爬到了顶,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,男生都听他的。多年后,我登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,我坐着电梯上去又顺着梯子走下来,仿佛我终于成了好汉。圆通山是翠湖天堂的保护屏,林木幽深。云南大学建在与圆通山相连的另一座山上,山前的树林里住着古老的松鼠,我相信它们是昆明城里最后的原住民。我在云南大学读书的时候,经常站在会泽院的楼顶,看着它们玩。

在五华区,我结识了许多相处一生的朋友。他们有诗人、艺术家、画家、音乐家……我经常感觉这地方正在发生着“文艺复兴”。我们在尚义街六号谈过这个话题。我记得那些遥远的夜晚,我们这些将要成为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的人在武成路与翠湖之间的街道小巷闲逛,彻夜长谈。有一回我正在翠湖边上发呆,忽然有人用一叠纸在我头上敲一下,啊,是诗人杜宁,他刚刚写了一组诗,正在到处找读者呢;立即展开,当场朗诵。从春到秋,总是有人在某栋小楼的二楼吹笛子,有人在用老唱机放肖邦或者贝多芬的某一乐章,有人在一棵老树下讲故事,周围竖着一群麋鹿般的耳朵;有人在弹吉他,有人在拉手风琴……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,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闻,并非古代的传说。

有一次在火车上,大家说起自己的家乡,这个世纪的流行的风气是“生活在别处”。八个人,七个都以在外面奋斗为荣,在深圳、在纽约、在北京、在巴黎……只有我说,哦,我是昆明人,我在那里住了一辈子。

大家很惊讶,我接着告诉他们,我是个诗人。







love song to a stranger

你的历史和你的脸孔无关,你只是充满虚空的神秘琴音/你赤裸地站在镜前,从旅馆的花朵取下一朵玫瑰/你躺回我的身边,我望着那朵玫瑰掉落枕边/我在暮色中逐渐沉睡,心里只有一个挂碍/醒来时不知你在不在身边?/时间如野地里的熏风,缓缓地拂过/你的温柔降临我的身躯,我满怀感激你使我臣服/我们一语不发,没有跨雷池一步/我们在一起的两天,似乎即将结束/不要告诉我爱是永恒,或其他令人感伤的美梦,我不想听见/只需告诉我有两个热情的陌生人,彼此救赎了压抑一生的关爱/如果真爱意味不求回报的永恒,我愿在来生将它参透/你给了我这么多,我不禁怀疑它们为何是我的/我只能以我深幽的眸子融解你的灵魂,让它流向它想去的那个地方